是她！第一位空军藏族女飞行员

[26] 真德秀：《真西山文集》卷二六。

这样，形而上同形而下，被说成是产生和被产生以及体和用的关系。因此，形而上者，非无形之谓，既有形矣，有形而后有形而上。

理未尝离乎气，然理形而上者，气形而下者，自形而上下言，岂无先后？[13] 没有形而上之理，则没有形而下之气。[22]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四《寄希元》。这说明陆九渊的思想不及朱熹之精密。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，故形而下者谓之器。《系辞上》说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

因为从时间上说，本无先后之可言。但是从逻辑上说，必须承认先有理而后有气。薛瑄（1389－1464，山西河津人）是明初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。

黄宗羲批评说：理为气之理，无气则无理，因此，日光飞鸟不可为喻[27]。他所谓一气一理，浑然无间[16]，理即在气中，不可脱去气而言理[17]，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，得到了罗钦顺的充分肯定。[71] 具体说，他提出了两个原因。[63] 因此，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[64]。

薛瑄却提出，二者实为一物，不可相离。学者知此，便是圣人之学，否则就是世俗之学。

但是除此之外，他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到敬字，把敬作为认识主体应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，认为敬则能专，专则能虚，虚则见理更明。[20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三。[55]言不及行，可耻之甚。这和理不离气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。

程朱都很强调形而上下之分。他的复性说无疑是错误的，它抹杀了社会同自然的区别，抹杀了社会实践的作用。从德而言，人具天地之德，故能与天地参，也就是能与天地同其大，这是指一种精神境界。理具于心，乃可言心统性情。

[71] 薛瑄：《读书续录》卷六。地者顺乎天者也，人则浑然中处。

[74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五。[77] 薛瑄：《读书续录》卷五。

格物犹是物各为一理，知至则知万物为一理[47]。但这一点说明，他已初步体会到，有些知识要从亲自实践中得来。[80] 这段话很重要，它对《西铭》的解释可能比程朱的理一分殊更符合原意，从薛瑄本人的思想看，他也比较接近张载。薛瑄进一步指出，如果承认理先气后，就必然导致理能生气的结论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……理之名虽有万殊，其实不过一性。他承认心所具之理与事事物物之理同为一理，因此，才明彼即晓此[50]，可以互相发明，达到内外合一的目的。

关于天人问题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探求的基本问题，被称为究天人之际的学问。若以太极在气先，则是有断绝而太极别为一悬空之物而能生夫气矣。

心作为人的认识器官，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。他又说：观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，则物之一本可知矣。

[31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五。既然人性即天道，天人本来是合一的，为什么还要复性呢？薛瑄说，人往往拘于形体，故自小而不能与天同其大，蔽于有己之私而不能公好恶于天下，故不能与天合其德。

‘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，即张子所谓‘游气纷扰，散而成质者，生人物之万殊。性之本体，未感物时浑是善，到感物而动之，初则有善有不善，周子所谓几也。这一点薛瑄基本上也接受了。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所谓‘天命之帅吾其性。

人物皆得天地之气以成形，所谓‘天地之塞吾其体。[15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一。

[36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二。[13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七。

这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反映论思想。这些深刻的矛盾现象，说明薛瑄还没有从理学中摆脱出来。

心是主体，物是客体，以主体去反映客体。[49] 人是社会的产物，人的思想言论等等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，在阶级社会中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，这一点薛瑄不可能认识到。发展的结果，产生了王夫之哲学。[30] 虽未摆脱理学家心具万理的思想，却作了修正和发展。

但语微显则若理在气先，其实有则俱有，不可以先后论也。他评论理学家说：天地间只一气，因有动静，故有阴阳刚柔之分，先儒言之鲜矣。

实尝用力于颜子之学，则能知颜子之所乐。只有实行之后，才能知得真切，不至于虚泛不实，也就是事与理会。

朱熹也有类似思想，但他反对见闻之知，把心分成体、用两方面，认识活动被说成是用的方面，而他所强调的则是本体方面。[46] 程颢、程颐：《遗书》卷七。